社会效益与商业回报:鱼与熊掌能否兼得

Paul Brest 2015-3-25


越来越多人逐渐意识到,除了慈善和政府救助,企业也可以为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做贡献。同时,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们也在高举“做好事,把好事办好”的大旗。这些积极寻找既能获得财务回报,又能造福社会或环境的投资机会的投资者被称为影响力投资者。

 

然而,影响力投资的飞速发展也伴随着质疑和疑虑:如何评估影响力;期望同时获得社会影响力和市场水平的回报率的预期是否可能不切实际?

 

这篇文章将全新引入三个衡量影响力的基础指标:企业影响力,投资影响力和非货币影响力。企业影响力即指被投资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或其他价值;投资影响力是特定投资者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帮助某企业创造社会价值;而非货币性影响力则是指投资者、基金经理或其他人对某些企业创造的社会价值所提供的各种非资金支持。

 

我们认为,只有当某项投资帮助企业创造了平时不能创造出的更多或更好的社会产出时,这项投资才产生了影响力。在这样的前提下,资助(grant)或者特惠投资(concessionary investment)——为社会效益而牺牲一部分资金回报的投资,很显然都可以产生影响力。不过理论上,一般追求市场效益的投资者通常不会给投资资金设置特惠条款。

 

但是如果影响力投资者不愿做出资金牺牲,他能否做出市场力量无法做出的贡献呢?我们相信,在公开交易的大型资本二级市场中,结论当然是否定的。即使是体量巨大的单个投资也无法撼动业已形成的完善的市场平衡。然而在一些小型和私募市场中,市场内在的不完善使得同时获得市场水平的财务回报和社会影响成为了可能。例如一些独具慧眼的投资者在掌握详尽的潜在回报和风险的信息后,可能会选择别的投资者拒绝投资的项目。

 

对想产生影响力的投资者们来说,投资影响力当然是非常关注的问题。尽管我们并不否认市场回报率和社会影响可以同时达成,我们对于有多少影响力投资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持审慎怀疑的态度。

 

定义影响力投资

 

影响力投资者寻求的,是那些如果没有他们的投资,就不会产生的有益社会产出。在国际开发领域和碳市场中,这被称为资金溢价(additionality)。在这个概念下,我们将影响力投资广泛地定义为:主动将资本配置给那些能生产对社会或者环境有益的产品、服务或者附带收益——比如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并且期待同时获得资金回报,资金回报可高可低,既可以是高度特惠的、也可以是超过市场水平的。

 

“主动”这个词排除了投资的消极性。这并不是对于投资者价值观念的评判,而是反映出了影响力投资只包括积极主动的投资。这样的影响力投资中,包括特惠投资,即牺牲一部分资金回报来获取社会收益;也包括非优惠投资,即投资者期待风险调整后的市场水平、甚至更高的回报。

 

和慈善家一样,影响力投资者们总是倾向于实现社会目标,换句话说,他们是被社会效应所驱动的。他们的目标有时候很具体,比如为非洲某地区的居民提供预防疟疾的蚊帐;有时候目标很广泛,比如保护环境。相比之下,对社会效益保持中立的投资者们对他们的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是毫无关心的。很多捐助性投资就是如同一般的商业投资一样,就像托付给基金经理理财的散户一样,只是为了最大化资金回报。

 

无论投资者意向如何,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投资是否能真正产生社会影响力。虽然社会影响力可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达成,这并不代表投资者的目的不重要。在任何领域,人们总是更有可能达到那些他们有意识追求的目标。

 

企业影响力

 

本文中,我们探讨影响力的三个指标:企业本身的影响力、投资人的投资对企业影响力的贡献、非货币性的活动对企业影响力的贡献。如果没有社会企业成功的产出,投资是不可能产生社会影响力的。所以影响力投资最终依赖于他们所支持的企业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

 

企业产生社会影响的方式很多,而其中两种是最基础的:产品影响力,指通过其产品和服务产生影响(如提供抗疟疾蚊帐和洁净饮用水);运营影响力,指通过企业管理保障其员工的健康与收入、造福所在社区的就业和其他福祉、或者其供应链或运营中产生的环境影响等。

 

评估企业影响力的理论体系强调了产出(outputs)和成果(outcomes)的区别。产出指的是企业生产出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而(最终)成果指的是产出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影响。所以,影响力投资者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如何实现产出?如何使产出能够促进成果的实现?(反例是,如果没有产出,成果也会在何种情况下实现吗?)试想,一位投资者资助了一个制造蚊帐并将蚊帐分配至所需的地方以用来减少疟疾发病率的组织。第一个问题的着眼点就是蚊帐是否真的被制造并且被配置给当地居民了吗?这个问题只需要调查这个组织的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就可以回答。

 

而第二个问题则关注的是该组织是否真的减少了目标人群的疟疾的发病率。例如,如果蚊帐确实能够起作用,尽管成果真的在目标人群中被实现了,疟疾发病率的减少真的是该组织造成的吗?可能这种结果是由于其他对当地提供疫苗或者是杀虫剂的项目导致的。有关成果或者社会影响力的问题一般需要使用在评估公共政策以及公益项目时使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比如说,随机对照试验或者经济计量分析。

 

影响力报告和投资标准(The Impact Reporting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 IRIS)以及全球影响力投资评测系统(GIIRS)为评测一些常见的产出(outputs)提供了标准化的度量标准。但是,这些标准更关注于一个企业的运营而不是它的产品。除了小微金融领域之外,市场化的社会企业的实际成效很少被认真评价。数据和数据分析的缺乏使得影响力投资者们很难评估他们投资的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投资影响力

 

获得投资影响力要求一笔投资必须提升这个企业的社会产出的质量和数量,而且要超过如果没有这笔投资而产生的社会产出。假设在投资的时候,该企业处于可高效获得大量投资的状态;那么投资想拥有影响力,就需要它提供给这个企业本来无法得到的更多的资金或者较低的成本的资金。

 

影响力投资者的资金可以在六个方面带来资金效益,可以总结为如下六个P

Price 价格              低于市场成本的投资

Pledge 抵押           贷款保证

Position 地位         次级债务(subordinated debt)或平等的市场地位

Patience 耐心         比一般投资者更长的投资期

Purpose 目的         在投资适应企业需求的方面具有灵活性

Perspicacity 敏锐   关注一般投资者不留意的机会

 

这些资本效益能使企业进行试点试验,扩大规模或追求本达不到的社会效益。前五点情况下的投资一般接受低于市场水平的回报率。而第六点,perspicacity(敏锐),则是既获得市场回报又获得社会影响力的关键。

 

 

社会效益驱动投资者分两种:优惠投资者(concessionaryinvestors),即为了实现他们的社会目标,可以牺牲一部分资金,承受更大的风险接受较低的回报的投资者。非优惠投资者(non-concessionary investors),即不愿为了他们的社会目标而降低资金回报的投资者。

 

大部分声称追求“双重结算底线”的投资者都是非优惠型投资者。在公益的语境下,非优惠的社会效益驱动的投资经常被称为使命投资(mission-related investment),而优惠投资经常是项目投资(program-related investment)。

 

优惠投资

投资中所牺牲掉的商业回报在效果上而言,实际上相当于进行了公益捐赠或补助。假设受资企业能够有效使用多增加的资本,那么这笔优惠投资就是实际定义上的一笔影响力投资。因为其提供了企业本无法获得的资本。

 

任何情况下,一项由优惠资金开始的企业,其理想情况是最终产生市场回报并且吸引普通投资者。在这类案例中,影响力投资者将企业引导向了市场,影响力投资的部分已经结束,轮到由顾客和普通市场投资者来支持企业了。

 

非优惠投资

人们很容易看到优惠投资者可以为企业带来资金优势,但是当投资者们希望获得至少市场水平的回报时,他们能够如何创造影响力就不是很容易说清楚了。然而大部分的影响力投资基金都承诺其投资者既可以获得有价值的社会输出,又能获得至少与当前市场持平的财务回报。

 

我们不去质疑这些基金经理们对于他们投资的财务回报的信心。我们的问题是他们的投资如何有可能获得投资影响力。根据我们的资金溢价(additionality)准则,有影响力的投资必须增加或者扩大其社会产出的质量与数量,而如果没有这笔投资,这种增加就不会发生。与这类投资不同的是,普通投资者只是会提供资金,并不要求其他社会或环境效应上的回报。一个影响力投资者,在资金溢价准则下,如何得到市场回报并且依旧为企业提供资金效益?毕竟,如果这是笔好投资,人们会期待普通投资者也参与进来。

 

在以下的特殊情况下,非优惠的投资是最有可能发生的:

信息不全:大部分投资者可能不知道一些特定机会——尤其那些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中的低收入地区的企业——关于风险和预期回报的可靠信息也知之甚少。

 

对于同时获得财务和社会方面双重回报的疑虑:大部分投资者存有没有道理的怀疑,怀疑社会价值或者环境价值很高的企业不太可能产生很好的商业回报。

 

缺乏弹性的机构投资标准:机构投资者一般都有一套投资衡量的工具,这套工具有助于简化决策流程,但是也对那些需要一定灵活性的好项目拒之门外。

 

小规模投资:多社会价值投资项目体量较小,很多大机构看不上,而这些项目需要的投资论证和调研成本又较高,小投资机构又无法负担。

有限的退出机制。有些项目虽然能兼顾可观的回报和社会效益,但是对投资人没有很好的退出机制,不能实现投资收益的及时回收,让很多投资人望而却步。

 

监管挑战: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有管理和法律制度上的问题,导致财产权、合同执行以及贿赂等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在这些地方寻找解决方案,需要有实地的专家或者个人关系来提供帮助,而这些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都不易获取。

 

我们相信非优惠投资类的投资者非常有可能在不完整信息的情况下进行投资,比如在影响力投资基金经理拥有特别专长的社会或环境类的小众市场进行投资,从而获得不菲的社会和经济回报。

 

 

非货币影响

 

除了提供资金以外,基金经理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给企业提供一系列非资金的帮助来提高它的社会产出。

 

为社会企业和投资者改善有利环境(Enabling Environment)。政府和基金会可以提供资金,以改善社会企业和其投资者所处的社会、政治和监管环境。

 

举例来说,Boulder Institute已经为小额信贷机构发展了一套打分和评级的系统。这套系统建立了基准,引入了一套开放性的管理信息系统,并且培训了上千位小额金融的实践者。除了提供此类公共产品,一套精心设计的投资比随机的投资更有潜力激发市场发展。

 

寻找以及推广影响力投资的机会:影响力投资的媒介,在发现投资机会以及吸引投资者注意这两个环节至关重要。因此,在帮助投资者克服上文提到的信息壁垒问题也十分重要。

 

积累资金和提供其他投资服务:基金经理和其他媒介通过创造规模性的经济来减少交易成本。他们也可以为影响力投资者提供技术上的服务。

 

为企业提供技术和治理支持,帮助他们建立战略性关系:基金经理和其他第三方提供的非货币性利益,包括为新成立企业提供技术帮助,也包括为更成熟的企业发展其和客户、供应商及其他工作伙伴的关系。

 

获取普通投资者:影响力投资市场最不幸的一点就是无法吸引大多数需要市场回报的普通投资者。因此,当获得市场回报的机会较大时,一家受尊敬的机构就能向其他投资者甚至向整个领域发出信号,这样也许就会有之前认为拿不准的投资人,也开始觉得是值得考虑投资。

 

维护企业的社会使命:随着时间发展,一个企业的管理层和负责人可能会发现需要牺牲社会影响来提高财务收入的机会。例如,一个为底层客户设计产品或提供服务的生产商也许会发现,在更富有一点的人群的市场里,会获得更多盈利。在企业扩张和纳入更多普通投资者时,这个问题尤其敏感。有许多可能的保护方式能够避免这样的社会使命妥协,比如通过合同来进行调理。

 

影响力信息的需求

 

一项2010年关于慈善家和影响力投资者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主动花费精力去获取他们投资所产生的真正社会或环境影响。社会影响力是众所周知地难以衡量,许多投资者对于通过一个慈善行为带来的良好公共关系和温暖的光芒,已经感到满意。但值得乐观的是,还是有一些拥有众多资源的影响力投资者,关心他们的投资是否正真的带来改变。

 

对于那些关心的人,评估影响力的尝试和努力是有代价的,或多或少取决于评估的严谨程度。计算一项投资的财务收入相对容易,计算社会收益从本质上来说要难许多,往往需要聘请专业的咨询来完成。而如果要估算一整个领域的非货币贡献价值就是难上加难了。

 

与评估企业影响力和非货币性影响力不同,评估一项特定投资的资金溢价,以此来决定其投资的影响力是一项全新的任务。据我们所知,目前这一项还没有得到实践。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强调了分析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个期待市场化回报率的投资者必须要问一问,他的非优惠投资是否有可能产生投资影响力?如果可以的话,能产生多少?一个对愿意牺牲部分商业回报的投资者,应该要问自己为了社会效应,做出多少让步是值得的。

 

尽管我们的框架还需要优化,我们相信影响力投资评价三个标杆将会为市场主流所认可。 


(载于《社创客》(3月)总第1期 47-50页)

原文载于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Fall 2013,标题为《When Can Impact Investing Create Real Impact?

本文受《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SSIR)独家授权


编译:刘炤、何东盛、汪颖佳

编辑:陈华

(作者Paul Brest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译者刘炤、何东盛是A Price on Value运营志愿者;汪颖佳是中国公益研究院高级分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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