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投资之人性论

张涛 2015-4-7



投资的人性考虑

 

在传统的投资界,LP(有限合伙人)选择GP(一般合伙人即投资经理人)是有其人性考虑的,而且基本上也是围绕着“More”和“Mine”打转。除了经验和眼光,如果GP本人对私益没有相当的渴望,LP往往并不放心从口袋里掏钱。LP的思维逻辑很简单:你自己都不想挣钱,怎么可能帮我挣到钱。在这种直至人性的行业逻辑驱动下,很难想象传统投资界能改变以财务回报为首任的生存原则。

 

相较之,影响力投资是以社会和环保影响力为首要目标,同时兼顾影响力业绩和财务回报。显然,这种新的思维模式直接向传统的“More”和“Mine”法则提出了挑战。问题来了,一切由谁来买单?具体到一个实战型的影响力投资基金,尤其是需要拉长投资战线和回报周期的所谓“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管理费谁来支付?投资回报(如果有的话)能否保证基金的持续性?这些很实际的问题不仅涉及到GP们的柴米油盐,也是影响力投资行业发展中需要直面的问题。

 

道资本(Dao Ventures)旗下的中国影响力基金(China Impact Fund2012年出版了一份中国影响力投资报告,其中我们反复用到了这么一个词“Missing Middle”(中间断层),专指在投资层面上两头不靠的中小企业。从事影响力投资这些年,环顾四周,我发现这个词也可用于这个行业从业人员的状况,即商战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中壮年极少,尝试及关注这个领域的更多是三十岁上下的单身人士,且女士居多。究其原因,这个“中间断层”基本上属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More”和“Mine”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在一个不刻意追求财务回报的行业里,如果还没有挣下厚实的家底,这些人即使有心也无力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上实现跳跃式发展。

 

因此,影响力投资如果想成为一门行业,对从业者要有足够的人道关怀,需有一定“More”和“Mine”的考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影响力投资从业者养家糊口的基本能力都没有的话,很难想象这样一批人能够去“改变世界”,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在判定一个人是否适合从事影响力投资时,如果此人没有足够的传统商业或投资背景,我会极力想象他在现行的商业世界里是否能够成事。无疑,对后者说不亦是对前者的否定。

 

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国内关注影响力投资的人更多来自公益界,而投资界的关注程度则微乎其微。虽然无法欢颜对待后者,但从行业整体发展的角度看,更让我担心的是公益人从事具体的影响力投资工作。我接触过的公益人大多人心向善,但软肋也很明显,比如在涉及到商务或投资问题时在利益层面拎不清楚,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倾向于feel good(感觉良好)而不是feel right(感觉正确)的机会。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在一些公益人的眼里,因为影响力投资的公益目标和属性,影响力投资多少演变成了"温情投资",投资的严谨性可以打折扣,一些诸如对赌协议之类的必要技术手段被视为"伤害企业家感情"的洪水猛兽。在北京参加一个关于影响力投资的论坛时,一位行业人士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影响力投资的确开始升温,但一些试图进入这个领域的公益人士别说投资了,连基本的商业经验都没有,怎么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呢?!

 

话分两头说,虽然公益人的“软肋”使其难以肩负具体投资工作的重任,但在推动和引领影响力投资的跨界合作方面却是不二人选。无论是经验上,还是公信力方面,由公益机构来牵头搭台子,吸引各利益相关方来共同建立促进影响力投资的生态系统,都要比商业机构会更有说服力。

 

企业的人性考虑

 

影响力投资的对象往往是所谓的社会企业,而社会企业也同样需要基于人性的考量来设计自己的商业模式。

 

曾和一位朋友谈起这个话题,他对社会企业的概念质疑重重。他认为,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很难通过一个机构来同时完美实现,任何一个在商业价值上打折扣的所谓社会企业都很难有长远的发展以及深度和广度的扩张,公益的沉重使得这些社会企业别无选择,理论上讲也只有在商业价值和投入上做出牺牲才可能保证社会价值的实现,而这种情形下的社会价值也往往打了折扣。在他看来,虽然传统的公益机构效率往往不是很高,但起码使命比较单纯,反而更容易产生影响力。

 

普通消费者是这位老兄对社会企业的前景比较悲观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他在零售领域颇有涉及,可以说对消费者的心理非常了解。他觉得,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社会企业试图占据道德高地在市场上另辟蹊径的行为纯属意淫,不管你的产品有多好的社会价值、环保理念,私益依然是大多数消费者掏腰包买单的终极原因。人心可被触动,人性难以改变,人们可能会因为一时感动而购买来自弱势群体或者具有环保公益诉求的产品,但永恒的人性最终还是会和市场牵手。

 

美国风险投资人皮特·泰尔的著作《从零到一》最近在国内备受推崇,书中有一小节就叫“社会创业的神话”(The Myth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虽然篇幅不长,但仅从标题上就能感觉到泰尔对这个概念的不解、困惑乃至否定。在强调公益目标和企业的逐利性之间的天生矛盾时,他总结说:“社会企业家的目标是要做到两全其美和‘利成于益’(doing well by doing good)。通常情况下他们最终是一事无成。”

 

作为影响力投资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我个人当然无法完全认同泰尔的说法,但必须承认他的这种思维逻辑代表了传统投资界的主流看法,符合人性中“More”和“Mine”的维度诉求。基于此,影响力投资在可预见的未来注定不会成为投资界的主流,其角色应该更多是企业前期或过程中的“催化资本”(catalytic capital),通过自身的“掺和”来撬动主流资本的信心和参与。从这一点出发,所谓社会企业的践行者也需要对泰尔式的思维予以充分尊重和理解,毕竟影响力投资最多扶你上马,如果真想做强做大依然要入传统资本的法眼。

 

与此同时,万事都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泰尔式的传统投资逻辑固然有其道理,但依然是看着后视镜向前开车的思维模式。全球化和移动互联网时代赋予了商业利益和社会创新牵手而行的各种可能,无论是将金融民主化和大众化的众筹,还是以利成于益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企业,相信随着技术、观念、商业模式和政策层面的不断进步,其今后所能生存和施展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

 

生态系统的人性抑制

 

检阅了投资和企业层面的“More”和“Mine”之后,我们应该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影响力投资的实践不能只局限于“自娱自乐”,有志于此的先行者更应该跳出小我,致力于携手打造适合影响力投资生存和发展的中国式生态系统。而建立生态系统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抑制住“More”和“Mine”的恶性蔓延,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投资和创业态势。

 

中国目前影响力投资的生态系统存在着天然的缺陷,这当然和中国现有的体制、法律以及金融政策密切相关,但作为个体也需要一些扪心自问。美国作家何伟在《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一书中对中美两国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作了比较,他注意到,美国在早期淘金式的开发过程中虽不乏对金钱不择手段的掠夺,但同时有足够多的教堂和法律相伴相生,而中国似乎只有商业利益层面的追逐和兴旺。不记得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似乎没有人在追究根子上的原因,而人人都在致力于解决表面上的问题。

 

就影响力投资而言,投资本身只是治标的一种方式,以政策和法律为主导的生态系统才是抑制人性在“More”和“Mine”维度上恶性循环的治本之道。柴静《穹顶之下》中提到的企业竞争中的污染行为就是好的佐证:如果这种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竞争优势,而又无需承担或微量承担法律后果,那么企业出于生存的需要很难有别的选择,而这种时候公益界所习惯的道德层面的召唤只是徒劳。

 

结束语

 

前些时候经常听到国内公益界人士欢呼,说是影响力投资的春天来了,我不以为然。国内电视剧看的不多,但《士兵突击》是我坚持看全的一部。记得主人公许三多新兵连受训后被分到了荒无人烟的三连五班,被指导员告知是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而五班一个老兵对此的诠释是: “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其实,影响力投资亦是如此,人性的“More”和“Mine”决定了其全球范围内的小众角色,而中国目前的综合语境为这种“光荣与艰巨”更是增加了额外的难度。

 

微信朋友圈上看到了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的一句话:“明白事理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 不明事理的人想使世界适应自己。因此,一切进步需要依靠不明事理的人。”对于“不明事理”的影响力投资及其从业者而言,需要逆人性而为,也要学会顺人道而立,在“More”和“Mine”之间穿梭行进。不易,可行,光荣而又艰巨。不抛弃,不放弃,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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