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中乾坤——一款APP撬开的环保天地

陈仲伟 2015-5-13



        2014417日,马军先生站在牛津大学的讲坛上,成为获得“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的中国第一人,这个奖项旨在表彰那些以创新的方式改变全球紧要问题,推动公义的实现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家。对于两天前刚经受沙尘暴与雾霾轮番摧残的首都居民来说,无须修辞,环境的意义不言自明。早在2006年,马军先生离开咨询机构下海创办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致力于开发并运行中国污染地图数据库,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促进环境治理机制的完善。当时民间环保机构在中国还不够专业化,不少从业人士还停留在由悲天悯人的情怀驱动,通过故事来传播与打动读者观众,通过实地活动来调动公众参与;在信息公开,数据收集与远程公众参与方面在国内尚一片空白。

 

        2014428日,IPE发布APP2.0版蔚蓝地图,这款手机应用是马军先生获奖的重要原因,自20146月上线到今年3月,短短九个月间已有超过310万用户下载,被评为苹果商店最佳应用。除了空气污染,新版APP将检测的范围扩大到水源——这也是马军先生早年作为南华早报记者时曾经呕心沥血报道与写作的领域。从一支笔与一枚镜头到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马军先生的环保足迹踏遍时代关键词。在“蔚蓝地图”上,公众不仅可以及时获取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信息,还可以随时查看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厅()企业自行监测数据平台发布的重点污染源各个废气排放口的实时监测数据,包括污染物浓度、标准限值、超标倍数、排气量等,识别身边的“排放大户”,同时可以拿起手机拍照进行“微举报”,领取任务定位污染源,或者反馈修正蔚蓝地图的数据。

 

        蔚蓝地图上线后,他接受了《社创客》记者的采访。

 

绿色信贷

 

什么是绿色信贷:绿色信贷政策是国际银行业通用的一项环保措施,银行在授信中加强对建设项目的环保审核,支持环保和节能项目,推动金融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自20077月起,原国家环保总局(现环境保护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信贷机构以严格信贷管理支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社创客:绿色信贷如何说服金融信贷机构参与,毕竟很多污染大户很可能也是信用良好的优质贷款客户。绿色信贷的具体创意有哪些?

马军:我们已经开始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搜集与发布环境数据,信贷领域我们期待银行的参与,因为信贷涉及到国家的政策与机制,所以我们与银监会对接,期望形成合力;另一方面与更有责任感的银行和社会责任投资机构合作;第三是改变外部环境,尤其是“谁污染谁占便宜,谁的效益更好”的局面,让企业感受到来自信贷与投资的压力,对于一些反复超标的企业,将环境风险转化为财务风险与融资风险。如果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绿色信贷就能实现。

 

社创客:这也是我们社会价值投资发展联盟所致力的领域,而且中国银行业协会绿色信贷业务专业委员会也在去年成立。

马军:关于绿色投资之前就有过了,我们的数据对绿色投资基金有作用,帮他们识别环境问题,做出符合社会责任的投资决策,最难的是普通投资者,他们缺乏这方面的信息与意识,很多还主要看资本回报。

 

公开数据价值挖掘

 

社创客:IPE网站上很多数据的时效性不够及时(如流域污染图等为2013年数据),在一些第三方机构出现数据可靠性问题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数据更新速度与成本之间的关系。

马军:我们尽力而为,去提供及时全面完整的信息,近几年虽然无法保证最及时更新,但有机制来保证。九年以来,我们在数据发布规律方面颇有心得;这些年数据的量级高了很多,我们也采取技术手段提示与抓取,使得工作更为人性化;流域这部分的数据由水利部门而非环保部门发布,有些部分不全,有时更新时段错过了我们固定抓取更新数据的节点,水利部门的信息披露没有环保部门及时,也提醒了我们要及时检查更新。

 

社创客:国际合作方面,国际机构与中国机构的合作通常会在信息共享方面磕磕绊绊,我国的一些研究机构时常不愿意提供一些数据。

马军:也要考虑到信息公开在我国是一个新生事物,信息的敏感性一直存在,不仅环保部门,在很多其他部门尤其如此——所以我们主要是利用公开数据,而不会点对点的获取任何官方部门与研究机构的非公开数据进行发布,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确保公众获取公开信息,并不提供非公共性的数据服务。

 

绿色消费兴起

 

社创客:在中国,一个领域的变革离不开政策倡导,新环保法与刚刚出台的水十条都明确提到公众监督,您对此有何了解以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打算如何利用新政策的利好?

马军:新环保法非常突出以一个专章《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明确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这是之前不曾有过的。为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层面的保障,新上任的环保部长也非常重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也多次倡导公众参与。每一个棘手难题,新任部长都不忘提及,我们可以从政府高层的意识与态度看到了改变。我们希望通过政府的进步与严格执法能够影响排污企业的改变。

 

社创客:随着环境的每况愈下的切身体验,环境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但作为普通公民我们能做什么,则还需推广与启蒙,这方面您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吸引公众的参与?

马军:有环保意识其实离参与还有不少距离。目前参与手段对于民众相对有限,一般来说对公众能做到绿色消费就很好,但在中国要比这个做得更多。在中国,生产过程的污染远超消费过程,是主要的污染源,做到绿色生产还有赖于公众监督,这也是我们开发“蔚蓝地图”的功用。通过公众微博举报——现在已超过数万次之多,从空气污染到水,未来还会扩展到更多领域,从国控污染源涵盖到省控市控污染源都纳入我们的监督范围。我们还在推动各级环保部门触网开微博,山东方面反响积极。未来我们还要开发绿色消费的工具,帮助与推动民众、企业绿色采购,绿色生产。

 

社创客:数据有很强的经济意义,公开与分享数据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正面效应,譬如环境改善会对降低居民健康养老类以及不动产类投保成本的降低,改善一个地方的投资与定居环境,您怎么看?

马军:环境数据的经济意义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压力。包括对地产、投资等政绩带来影响,容易产生数据造假,也是我们要去核实的。因为西方世界的生产活动要远比发展中国家少,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要更复杂。同时也希望有熟悉绿色消费以及市场推广的资深人士加入我们团队。

 

互联网带来的契机

 

社创客:IPE在国际合作与中国企业国际声望塑造方面是否有进一步举措?

马军:环保是一个全球的问题,我们也与国际机构与跨国公司有很多合作,确保供应链符合环境标准。同时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想走出去,不是通过遮掩它们在国内的问题就能够解决国外的适应能力问题。我们的工作是让本国企业预先得到训练,通过与社区沟通与媒体、NGO打交道,提高接受社会监督与公关的能力,让他们走出去能适应国际投资与生产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

 

社创客:IPE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进入政策制定,这些年NGO的公共议程设置能力如何得到成长?

马军:议程设置方面有外部、内部二层因素,如果不是真实的问题、不是紧迫而核心的问题,议程设置能力再强也没有意义。我们所关心的是真正的问题,从中国的视角,它本身就应该被放在议程前列,而不是我们的主观想象与期待。另一方面,严谨而专业的研究与数据,包括与各方面打交道,沟通与合作的能力使得NGO在议程设置方面占有一席之地。

 

 

社创客:您对未来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发展趋势有何展望,特别是互联网思维下?

马军:互联网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与平台——由于信息快速的流动与交流;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结合社交媒体之后使得NGO进入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公益人要有互联网思维,如果我们缺乏互联网思维,就无法抓住公众的注意力,我也在学习——我们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契机。


(载于《社创客》(7月)总第3期 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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